8月20日上午，“那些用来作证的时间——《爱与尊严的时刻》分享会”在上海上生新所茑屋书店举办。资深出版人、文学评论家潘凯雄，《上海文学》副主编、批评家来颖燕与《爱与尊严的时刻》的作者行超一起，围绕文学访谈这样一种特殊的文体展开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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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书分享会现场

文学访谈是访者与被访者双重角力

《爱与尊严的时刻》是青年评论家、《文艺报》资深记者行超10年间对王蒙、莫言、王安忆、阿来、贾平凹、梁鸿、徐则臣、鲁敏等13位当代文学名家的采访对话集。

在新书分享会现场，行超谈道，自己硕士毕业之后就来到《文艺报》，一直在做文学记者、文学编辑的工作。“今天书里收录的作家，很多都是我以前上学时文学史中的人物，工作之便，里面收录的这些篇章，大部分是某位作家在推出他们比较重要的作品时，我去做的采访工作。”

潘凯雄认为，行超的采访是见功力的。《爱与尊严的时刻》涉及13位作家，大约112部作品，而且一半以上是长篇。为了对受访者有深入的了解，它们都是行超在采访前需要做的功课。“你们换算一下，这个长篇最起码20万字以上，里面还有很长的长篇。王蒙的《这边风景》上下两卷，100多部作品背后是将近千万字数的级别。这是要看瞎眼睛的，熬糊灯的。”

资深出版人、文学评论家潘凯雄

潘凯雄自己也当过记者，业余也写一点东西，他认为，《爱与尊严的时刻》里的有些内容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讲，写成论文，但是用访谈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，第一给读者的亲和感一定比论文好，第二也更有利于大家了解这个作家的创作。“这虽然是一本访谈集，但是它的学术价值、文化价值、文学价值不输于一般的论文，基本进入了优秀论文的层级。”

来颖燕指出，文学访谈是一种特殊的评论形式，是访者与被访者双重角力，访谈者出招，被访者接招，双方有一种角逐。对于采访者来说，“一方面是要非常熟悉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，才可以深入到他们的创作人生之中与他们产生共情力，另一方面要梳理出他们的背景，才可以找到一个敏锐的观察点。这13位作家是在不同的领域、不同的文学创作领域堪称旗帜性的人物，行超的切入点很有意思，每个作家的切入点和出招方式都不同。每做一篇访谈时都换了一身行头在提问。”

采访过程中对作家有一些新的认识

行超访谈的都是知名作家，采访之前，她会自己大量阅读作品和相关文献，对作家有一个相对比较固定印象。她在新书分享会上谈道，访谈和阅读不一样的地方，是你会接近一个活人。

《爱与尊严的时刻》的作者行超

“你会看到他在文字之外、书本之外另外的一面，你会对这个人形成一个立体认识，这也是我之所以出一本访谈集的原因，我希望把人的多面都呈现出来。”

以采访贾平凹为例，行超回忆道：“贾老师喜欢到处搞古物，佛像、石像、木雕，都是旧古的东西，多到大家无法形象的多，我第一次去一个人家里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，墙上地上到处摆的，你都不敢动，感觉不小心踢翻一个文物不敢赔。”

那个环境中，行超突然理解了，为什么贾平凹的写作里有那种鬼魅、奇绝的气质。“他在那个房间里写作，一定能写出来这样的作品。见到了作家是活的，你能很直观感受到他的审美趣味，整个人生价值包括来路和文学作品为什么呈现给我们是这样子，你会一眼有一个直观感受，可能会填补阅读中的一些空白，一些接触不到的地方。”

采访那天中午聊完之后，贾平凹带大家到他楼下吃泡馍。行超说：“他写那么多书，字那么卖钱，其实生活很简单。每天在楼下很熟的泡馍馆吃泡馍，那个老板都知道他吃什么，他也不改，只要他来了，老板就知道上那个就行。这种访谈会对作家有特别立体、特别生动，刚才提到所谓的现场感，可能就是在这些细节当中。”

潘凯雄也做过访谈，他认为，做一篇访谈比直接写一篇论文要费劲。他谈到自己年轻时候采访作家的往事，“我像行超这么大的时候，看到作家是打怵的，作家千奇百怪的。”他从前特别怵王安忆，“王安忆现在好一点，但是你跟她话不投机，她是不说话的，一脸严肃。她说话语速很快，像扫机关枪一样。一个扫机关枪的突然停了，不发火了，你就傻在这了。而且你跟她说别的话她没有兴趣，非要谈作品、谈创作，而且对路子她才来劲。跟王安忆谈一点事情是有一点紧张的，我现在不怵了，年轻的时候我特别怕王安忆。”

《上海文学》副主编、批评家来颖燕

来颖燕感慨道，采访是一种“双向奔赴”。“你得逗到他那个点上，让他有话可说。你是一个访谈者，对方不单单是一个被访者，你们有一种双向互相激发的关系。”

“其实文学访谈不单单是一个录音过程，什么时候把开始的键按下，暂停的键、结束的键按下，是大有可为的，大有深意在的，特别有意思的情况。”在她看来，无论文学评论还是文学访谈，都是对于风格的一种追求，有特别深刻的一种个人指纹印记在里头。

采写：南都记者 黄茜